第1892节（1/2）

“文革”的基因分析——章立凡

《决议》在评价“文化大革命”时说：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‘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’的政治大革命，既没有经济基础，也没有政治基础。．jdxs．更新最快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，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、破坏和倒退。”这段话若从另一角度解读，则“文革”的动因并非“党内路线斗争”，更像是一场权力斗争。最简洁的表述是：执政党领袖利用军队的支持和人民群众对官僚体制的不满，发动政变推翻了经由宪法程序选出的国家元首。

林肯有句名言：“有什么样的人民，就产生什么样的政府。”（aay）对于文化大革命——这场全民卷入的历史浩劫，仍有若干因素值得反思：

（一）政治体制垄断：不容政治异己，不容分享利益，不容异质思维（如前所述）。

（二）民粹主义基因：民粹主义的特征是抬举民众，蔑视精英。它没有特定的思想内涵，视其社会情境或反对的对象而定，基本上可以与任何意识形态结合。胡绳曾指出**在建政后出现的民粹主义倾向，其实这一倾向在革命成功前即已存在于**内部。民众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：从发动群众斗富人、知识分子、干部到挑动群众斗群众。“文革”中**的名言是“八亿人口，不斗行吗？”（**会见美国前总统理查德·尼克松的女儿朱莉·尼克松·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·艾森豪威尔谈话记录，1975年12月31日）

（三）“国民性”中的暴力基因：暴力的基本特征是蔑视人权。以“均贫富”为目标的农民起义，是王朝更迭的主要动力，形成了中国以暴易暴的周期性内乱。长期生活于封闭农业社会的中国人，人格常常处于分裂状态：一曰太平顺民：从圣、从众、从权，无独立人格，集体无意识并甘受奴役，爱作“自了汉”且冷血围观横暴；二曰乱世暴民：喜依附权势帮派，只讲站队,不论是非，逢乱时由奴颜婢膝的顺民，迅速变身趁火打劫的暴民，易被野心家利用。

（四）蒙昧主义教育和个人崇拜：美国一中学老师曾做过一次“法西斯试验”，用希特勒的手段来管理学生。只用了一个星期，就在学生中赢得了绝对的权力和威望。“克里斯玛”（harisa）式的魅力型领袖，在**封闭的后发国家尤其有市场。“文革基因”部分来自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的造神运动，是反智的民粹主义产物。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推行的苏式教育生产线，从设计上就不是为建设公民社会服务的，其基本特征是排斥独立思考，将人制作为大机器上的标准件。

（五）封闭社会环境下的生存、发展权利不平等：1949年后的“一边倒”政策，令中国重走闭关锁国的老路，自外于世界主流文明。在发展模式上仿效苏联，以剥夺农村来发展重工业；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户籍制度，限制了人民的迁徙自由，令农民沦为“二等公民”。“均贫富”革命的结果，是干部享受特权而全民“均贫”，“共同富裕”的承诺成为泡影。伟大领袖巧妙利用民间蓄积的愤懑，用“造反有理”的口号点燃炸药，将全民推入“炮打司令部”的狂潮，实现了他的政治目的。

当下的纠结

1978年**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中国告别“阶级斗争为纲”，转而以“经济工作为中心”，实行改革开放，逐步摆脱了苏联式计划经济。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重大历史事件后，政治体制改革未能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，迄今仍未走出斯大林主义的阴影。

鉴于“文革”的惨痛历史教训，**第二代领导核心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。邓小平指出：“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、干部制度方面来说，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，家长制现象，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。”（邓小平：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》）“只搞经济体制改革，不搞政治体制改革，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……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，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。”（《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》）**十三大的政治报告，将“党政分开”列为首要任务，提出“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”，这一原则也载入了国家宪法和**党章。

1989年北京**后，尽管邓小平坚持“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，一个字都不能动”（《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》），但是，改革在事实上已经停摆。此后，他以“南方谈话”重新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，但未及重启政改就逝世了。

此后20多年间，政治体制改革长期停滞，党政不分、权力集中造成了积重难返的体制性**，既得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尾大不掉；滥用公权力侵害民众利益导致民怨沸腾，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撕裂了整个社会，在法治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。如今，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共识已经破裂，经济的成功难掩政治体制的缺陷，“改革”一词在百姓心中辉煌不再。

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，唤醒了国民沉睡已久的权利意识；陈旧的上层建筑，已不适应与全球化接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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